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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上看,各國在逐步推動教育懲戒走向合法化、制度化和人性化——

教育懲戒如何更具教育意義

發布時間:2020-12-18 作者:馬毅飛 郭瀟瑩 來源:中國教育報

教育懲戒的立法與實施是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過去幾十年中,多個國家通過制定法律、規章和相關政策來保障學校和教師行使懲戒權。同時,各國關于教育懲戒的理念、方式和政策變遷也呈現出較明顯的趨同性,很多國家在經歷了體罰為主、廢除體罰、恢復并規范懲戒的歷程后,逐步推動教育懲戒走向合法化、制度化和人性化的融合。

懲戒理念由“零容忍”走向“包容性”

在上世紀相當長的時間內,主要發達國家一直傾向于采取排他性的懲戒措施“懲罰”行為失范學生,對學生的失范行為采取嚴苛的“零容忍”政策,即通過體罰、開除、停學和隔離等措施,將行為不當的學生排除在主流教育外。然而,這種懲戒形式引發了越來越多的負面效應,導致學生呈現出更加惡劣的行為表現,大大增加了學校暴力和不良行為的發生。

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發布,有力推動了世界范圍內教育懲戒理念的轉變。受“包容性”教育理念的影響,很多國家開始反思并重構教育懲戒理念,逐步從“零容忍”向“包容性”過渡?!鞍菪浴睉徒涞哪繕瞬辉偈菓土P學生,而是在于解決問題本身,并以此修復教育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減少失范行為。如,美國聯邦教育部于2011年發起“支持性的學校懲戒倡議”,各州、各學區及學校相繼出臺政策禁止或限制使用排他性懲戒措施。澳大利亞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將恢復性懲戒措施應用到校園中,采用同儕調解和恢復性會議處理校園沖突,以提升教育的公平性。

懲戒規則由“粗放式”走向“精細化”

很多國家通過制定專門針對教育懲戒的法律或其他法律中關于教育懲戒的內容,確立教師的懲戒權,這既有效保障了教師合理合法行使懲戒的權利,又有利于避免部分教師濫用懲戒權。通過對各國教育懲戒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各國在懲戒的條件、方式、尺度等方面的規定越來越明確具體,教師行使懲戒權的界限越來越清晰。例如,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國規定教師體罰學生時,只能打孩子的手心或者臀部等肉比較多的部位,對打的次數也有明確規定。澳大利亞和日本對于哪些行為屬于或不屬于體罰給出了明確具體的說明。澳大利亞規定,教師侵害學生身體的行為(如毆打、腳踢、扇耳光等)或給學生帶來肉體痛苦(如長時間站立、不允許上廁所、不讓吃飯等)屬于體罰范疇,但放學后繼續留在學校和教室中、在教室內罰站、多完成一些學習課題或清掃任務等則不屬于體罰。這些具體的規定為教師行使懲戒權提供了明確的依據和參考。

懲戒實施由“隨意性”走向“程序化”

一些國家將正當程序原則引入教育懲戒,有效避免了懲戒實施的隨意性,有利于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美國作為判例法國家,正當程序原則已成為教育懲戒的核心原則。美聯邦最高法院于1975年確立了如下約束:學校對學生做出短期停學、退學或開除學籍之類的嚴重處分,必須采用書面告知和聽證程序的規定,由此正式確認學校、教師行使懲戒權需接受正當程序。在懲戒的實施程序方面,很多國家做了相當細致的規定,更加強調法定和程序正義。例如,美國部分州雖然允許對學生進行體罰,但首先應獲得家長簽字同意的協議書,在有家長或其他證人在場的情況下才能實施。又如,澳大利亞對于學校在放學前、午休或放學后不同時段對學生采取留校措施進行了限制,對于懲戒措施的實施規定更加嚴格。

懲戒主體由“政府主導”走向“多元參與”

政府為主導,學校、家庭、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管理是當前世界很多國家教育懲戒的共同特征。

日本于1947年頒布《教育基本法》,1949年頒布《社會教育法》,在立法層面確立學校、社會和家庭“三位一體”的教育懲戒協同體系。在澳大利亞,各級教育部門負責制定教育懲戒政策和對學校進行監管;學校負責制定懲戒實施細則,成立校務委員會對懲戒實施進行全程監控,暢通學生、家長、社會合法投訴渠道;社區負責與學校協同制定教育懲戒細則,每3年對學校進行懲戒評估和審查;家長則依據2012年聯邦政府頒布的《家庭支持計劃》,參與學校教育懲戒活動。通過這種多元參與的管理機制,減少了政府、學校、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隔閡和矛盾,保證了教育懲戒權的有序行使。

教育是懲戒的真正出發點

“教育”是懲戒的真正出發點和核心要義,教育懲戒的最終歸宿應是學生更好地成長和發展。

秉持包容教育理念,突出懲戒教育意義。從國際上看,當前對學生進行懲戒的目的越來越彰顯其“教育”價值,堅持“以懲促教”,通過不同的懲戒方式,幫助學生認識和改正錯誤行為,從而更好地掌握和遵守社會行為準則。教育懲戒權立法可以更多融入“包容性”的教育理念,充分考慮懲戒程序、方法能否達到對學生的教育效果,能否妥善地解決問題。在實施懲戒的同時,要強化積極的教育引導,避免粗暴進行報應性懲罰。實施教育懲戒后,學校與教師、家長應持續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并及時反思懲戒效果的達成情況。此外,應注重學生權益的保護和權利救濟,在學校設立專門的法律援助機構,幫助學校和師生解決問題。

完善懲戒法律依據,實現師生雙向保障。以立法形式確立學校和教師行使懲戒權,是當前世界各國教育懲戒的主流趨勢,能夠有效實現對教師和學生的雙向保障。一方面,對于違反校規校紀、破壞學校正常教學秩序或無端不完成學習任務的學生,學校與教師可以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行使懲戒權,改變過去學校與教師“不敢管”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對于學校和教師的過度懲戒行為,相關政策法規也可以對學生起到保護作用,對違反懲戒規定的學校和教師做出相應的處罰,避免個別教師濫用懲戒權,損害學生權益。

細化懲戒權責邊界,明確懲戒行使程序。校和教師要恰當行使懲戒權,首先需要明確懲戒的權責邊界。界限模糊或規定不明確,可操作性就會大大減弱。因此,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或政策規章時,要強化政策的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在懲戒權的行使條件、方式方法等方面要詳細明確,讓教師明確什么情況下可以實施何種形式的懲戒,使學生和教師雙方的正當權益均受到保護。同時,要參考國際經驗,重視懲戒權的行使程序,嚴格遵守程序對學生實行懲戒,保障懲戒的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值得注意的是,給予學校和教師懲戒權并不代表學校和教師要“能用盡用”,而是“能不用盡量不用”,懲戒是對學生不端行為的警示,旨在通過這種方式幫助學生反省和改正自身錯誤行為,其最終目的不是懲罰學生。

重視家校協同合作,完善懲戒監督體系。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出現與家庭教育密切相關,良好的親子關系可以降低學生出現問題行為的風險。因此,必須將家長教育活動納入教育懲戒體系,推動家庭與學校之間建立起相互配合、互為補充的教育協作關系。一要多渠道向家長宣傳科學的教育理念,進一步明確和強化家長在管教子女、規范子女行為方面應盡的責任義務。二要加強家校間的深度溝通,發揮學校家委會的作用,在懲戒政策制定、實施、修訂過程中充分聽取家長的意見,贏得家長對教育懲戒的理解與配合。三要賦予家長對學校教育懲戒進行監督的權利,推動構建由教育主管部門、社會、家長、學校共同組成的懲戒實施監督體系,確保懲戒權正確、合理地使用。

(作者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系該院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基于標準體系的教育標準管理機制研究”[GYJ2020056]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0年12月1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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